他是新中国道路工程专业创始人之一，他是著名学者姚祖康、王秉纲的导师，他是两朝帝师翁同龢的后代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艰苦环境下建设西北公路，保障战略物资运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同济大学专心科研与教学，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。

他，就是同济大学翁朝庆教授，让我们一起来缅怀他走过的峥嵘岁月，献上后人的一份敬意。

（1911——1981）

名门之后

近代史中，有不少翁氏族人出现。以翁同龢（1830-1904）最为著名，他是咸丰状元，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，历任清廷数要职，力荐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，主张光绪皇帝亲政。翁朝庆先生便是翁氏家族“庆字辈”后人，是翁同龢下四代的侄孙辈。

翁朝庆先生还是中华民国“开国元勋”徐绍桢的外孙。徐绍桢发动了辛亥革命南京起义，孙中山曾挥毫一书“天下为公”赠予他。翁先生的父亲翁之穀是徐绍桢统领的新军第九镇参谋官，深得徐绍桢赏识，于是徐绍桢便将其三女儿许配给了他。

可以说，翁先生家族深刻的参与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辛亥之子，襁褓失怙

1911 年，即辛亥年农历 2 月14 日，翁先生生于南京市棉鞋营。当年6月，先生仅四个月大时，他的父亲因肾病去世。先生先是随母亲依外祖父徐绍桢度日八年（1911～1918），而后，母子俩人又于 1918～1933 年依靠徐绍桢帐下任参谋官的伯父翁之麟（翁之穀亲哥哥）度日。

学生时代

先生于1916～1922年先后在上海、北平读小学，1922年毕业于北平师大附小，同年升入北平师大附中学习，其后又转入沈阳省立一中和天津南开附中学习，1927 年毕业于天津南开附中。1927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预科学习，1929～1933年升入唐山工学院土木系本科学习、毕业。

青年时期与堂弟妹（左二）

扎根西北，支援抗战

大学毕业后，先生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，一条路是留在日据地区，找个工作，安家度日；另一条路是跟随政府到后方去。面对国家危难，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，在与妻子金学溪结婚后，先生回到南京，后经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赵祖康先生推荐去河南省建设厅工作。

与金学溪定婚照

随后调去甘肃等西北几省，在西（安）兰（州）、西（安）汉（中）、甘（肃）青（海）和天（水）凤（凤县）等公路部门的工作，在艰苦环境下建设西北公路，保障战略物资运输。在此期间，先生在西安被聘兼任内迁之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，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。

抗战胜利，调回上海

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先生携妻儿回到上海，在政府机关任职。随后为求生计开办了新艺建筑师事务所，曾先后设计了天利氮气厂、上海造漆厂和一些纺织企业和学校校舍建筑。在此期间，他还被上海光华大学理学院、大同大学、市立工业专科学校、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聘任为土木系教授，继续其教书育人的工作。

左起：金学溪（妻）、翁祖平（子）翁朝庆（1946）

建国初期

1951年，翁先生进入同济大学担任土木系教授一职，同时还兼任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土木科教授，大同大学教授。

在同济大学任职期间，翁先生曾任铁路公路系筹备人、道路教研组主任，开设了“道路建筑”、“路基路面工程”等课程，并于1955年，招收了道路专业首批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3名（1956-57年间因国家不考虑设立学位制而取消副博士名称），1959年、1962年和1964年，又分别招收了5名研究生。

带领研究生开展黄土调查（西安、1956） 左起：赵学勐、陈德坤、翁先生、王哲人

如今在道路行业备受尊重的著名学者姚祖康、赵学勐、王秉纲、舒自桓、吴承志等皆是出自翁先生的门下。

黄土调查课题组会议（西安，1959） 中排左七：翁先生；前排右二：姚祖康，右五：赵学勐

据姚祖康回忆，在他接触到的“老”先生中，翁先生是最勤奋的一位，他不辞辛劳地大量收集、阅读和翻译国外新近的技术文献。

只用了二十来天，就翻译了苏联教材和研究论文，还自编了“路基设计与建筑”“道路路面设计”等教材，总共有十几大本，工作量相当大，白天上课，夜间和节假日编、译、著，辛苦不凡。

复兴路家中伏案笔耕（1957，夏）

1964年初，外文书店出售美国州公路官员协会（AASHO）道路试验的《路面研究报告集（1962）》的影印本，翁先生为了使同行们能参阅学习，开拓设计思路和方法，破除长期一统天下的苏联紧箍和影响，不辞辛劳地迅即投入大量精力，翻译了这本厚达352页的报告集。

翁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勤勉严谨，在生活上对学生也是关怀备至。

据舒自桓回忆，当年他毕业后发现患有肺结核病，情绪十分低沉。翁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花了很多心思写了多页亲笔信，信中告诉他首先要从思想上解除对病的恐惧，有战胜疾病的信心，然后给他介绍生活中如何从吃饭、睡觉、运动等方面进行养生保健，积极配合治疗等相关知识。

翁先生的研究生王秉纲读研期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物资短缺，供应紧张，生活受到影响。先生知道后，每逢假日慷慨地用国家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供应，招待学生们到大饭店享用。在当时饭吃不饱的情况下，享受大餐美食，特别难得，让他至今不忘。

但就是这样一个对学生慷慨的老师，自己平日的生活却是极其简朴。当年翁先生在同济大学任教，家住上海复兴中路。因为家离学校较远，教务处总是安排他上午第三、四节课。他来学校带一只小布袋，内藏2磅热水瓶一只，再带一只面包。热水瓶盖权作水杯。面包和白开水就是他的午餐。

文革时期

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，翁先生55岁，以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挨红卫兵批斗。这给翁先生带来了巨大创伤，他停止教学工作，没有进修教师，更不招收研究生了。因当时翻译的AASHO设计方法采用了PSI（路面服务能力指数）作为设计指标，在文革中还有人批判说这是在鼓吹主观唯心论。

上海襄阳公园（1967年）

1966～1974年，翁先生前后八年无所事事，只有挨批斗，劳动改造。

王秉纲回忆其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。那时是在文革中，他出差上海，顺便浏览同济校园。见到一群衣服陈旧的老人在劳作，偶然发现先生在其中，前去问候。先生回答到，“我反动，在劳改，你快离开，免得受连累”。他内心一阵酸楚，连句宽慰话都没来得及说，先生便离去，回到了劳动队伍。

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，深陷囹圄还想着他人，可悲可爱可敬！

发挥余热

1974年翁先生主动提出退休（时年63岁）。

1974～1981年，被聘任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、上海房管局科技情报站顾问。

复兴中路家中（1975年春、冬）

1981年2月17日，因肺原性心脏病逝世。

翁先生为中国的道路工程事业奉献了一生，虽然由于各种原因，他招收的研究生不多，但是他为祖国培养了姚祖康、王秉纲等一批学术栋梁。桃李芬芳，开枝散叶，姚祖康先生又培养出一批青年才俊，如孙立军、谈至明、郭忠印、刘伯莹、刘可、牛开民、赵队家、施大庆等，王秉纲先生也培养了胡长顺、沙爱民、王选仓、郑健龙、张占民、翁孟勇、李平、李彦武等优秀人才。现如今，翁先生的学术后辈们在道路交通行业继续发扬着先生的奉献精神，为我国交通事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。

（本文转载自“交通情报站”微信公众号，以上资料由姚祖康收集整理）